在省港罷工之前，為整合廣州工會的領導權，中共已策畫組織成立廣州工人代表會，以與黃色工會對抗；罷工期間，為統一香港工運的力量，鄧與蘇還著手進行香港工會組織的聯合運動，蘇先是整頓海員工會，再以海員工會為基礎，結合其他運輸業工會成立產業別的聯合會，這樣的做法還推及到金屬業，並進而成立香港總工會。
省港罷工委員會是罷工的主要發動力量，罷委會不只是把人撤出香港，還組織武裝的工人糾察隊，在廣東各處查緝欲走私進香港的貨物，以達到封鎖香港的目的，並到農村去支援農民運動，不少糾察隊員在罷工期間因查緝私貨與對方發生衝突而犧牲。當時廣東省公安局的局長是反動份子，有些走私份子被抓到公安局之後又被放走，所以後來罷委會還成立會審處，自己審判犯罪份子並執行，罷委會被稱為是廣州的「第二政府」。【按標題閱讀全文】
零散就業處境與法例保障：香港超市產品推廣員的案例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2009年的臨時僱員（casual employees），及從事部分時間制工作的僱員（part-time employees）的人數共22萬5千人，佔全體勞動人口的7.2%，與2002即是21萬1千6百人相比，上升了6%。由此可見，零散化就業模式有增加的趨勢，僱傭關係也隨著零散工作而變得不穩定。
有僱主聲稱，零散就業符合女工的家庭照顧角色。但事實上，企業公司在減少聘用正規的員工、聘任零散或兼職工人後，會減少企業對勞工福利的成本，而女工是為了承擔家庭經濟壓力，而無奈接受沒有保障的工作。
香港勞工法例對零散工的保障設有限制，例如4.18，即工人要連續為同一僱主工作4星期，而每星期要超過18小時，才進入勞法保障範圍；而即使符合4.18還要做足3個月後才可享有假期等福利。由此可見，聘用零散工最少也可省卻全職工人的勞工福利成本。所以，零散就業被勞工界視為等同於無福利彈性僱傭關係的代名詞。【按標題閱讀全文】
訪問香港男性性工作者互助網絡「午夜藍」
有些本地工作者會對拿旅遊簽證的非本地工作者懷有些敵意，甚至可能會有人舉報他們。這些本地工作者向我們說：「你們為什麼幫他們？他們正在搶走我們的生意！而且他們是非法的！」然而我們試著向他們說：法律並不是公正合理的，所以我們不應該拿它作為和其他工作者製造對立的工具。如果法律是公正合理的，那麼我們就遵守法律，我們應該自己舉發我們自己正在從事的非法工作，而不是互相攻擊。我們應該專注於創造一個對於性工作者來說更好的工作環境，這意味著我們必須相互合作，累積集體的力量。
除了共同保障的工作（例如共享惡質客戶黑名單）之外，我們也提供行業資訊，包括法律、廣告、租屋等等，這尤其對大陸來的工作者特別受用。過去他們會透過仲介，現在則寧可自己做宣傳。關於法律方面的資訊，我們不只告訴他們要小心不違反哪些法律，也提供他們面對警察時的應對方法，譬如如何作陳述、他們有權保持沉默，以及如何區別真正的客人和便衣警察。【按標題閱讀全文】
組織香港的性工作者
因為性工作法律定位不明確、明確加諸於性行業上的法律限制，以及性工作的爭議本質（如是否為職業、是否道德等），性工作者經常受到警察歧視、暴力相向，甚至施加犯罪行為。對香港的社會團體來說，提供性工作者協助也不常見（除了醫療協助外）。由於工作缺乏支持和保障，促使性工作者以個別的方式解決問題。其一是為黑社會工作，以保障她們的生意和利益，像是支付「保護費」給「保鑣」，幫助驅趕不好的客人；或支付成人網站廣告費（有時候也請「專業撰稿人」），協助在網路上推廣她們的服務。
雖然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組織一直倡導將性工作納入勞工運動，但性工作相關議題很少被放在勞工團體的議程中。許多勞工團體拒絕將性工作視為一項職業，她們也經常把性工作和性販運（sex trafficking）或性奴隸混為一談。作為一個認同性工作是一項職業的團體，我們相信性工作本身並不具剝削性，但是相較於其他行業，外在或情境因素可能使性交易成為一種剝削活動，因此我們渴望消除這些外部因素。我們也致力於提升性工作者對於勞動權利和職業安全的意識，並提供性工作者關於她們職業的各樣資訊和支持，這是我們的其中一個目的──賦權予性工作者，幫助她們自我組織和爭取權利。【按標題閱讀全文】
罷工威脅達到成效：香港港龍空勤人員協會的抗爭
「感覺好像我們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如果主管打電話要求隔天出勤、我們完全無法拒絕，我們根本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排班表！」在2010年8月19日工會的臨時會員大會上，一位空服員如是說。這場大會召開的背景，是資方一再拒絕空服員的訴求，因此員工聚在一起共商下一步，以及如果資方持續拒絕訴求，他們將透過投票來決定是否發動罷工。因為兩週前空服員才剛在機場發動示威，會場內的氣氛非常高昂。這場示威是港龍航空成立25年來首次發生的勞工行動。對於資方恣意且單方面改變工時、排班表，針對臨時被通知換班的員工也沒有任何補償措施的行為，不論男女空服員，都一致表達出強烈不滿與困惑。【按標題閱讀全文】
香港─中國大陸的跨境團結：過去十年間從事支援中國勞工權益倡導的回顧
過去十年，香港的勞工非政府組織（NGOs）透過直接組織、倡導農民工的權利、以及規範國外投資者的侵害──尤其是那些來自香港及台灣的資本，在支持及加強中國勞工運動方面扮演活躍且重要的角色。香港人作為中國境外的同胞，我們運用自身的特殊地位促進中國內地的勞工運動，透過聯合支援和團結行動一起為中國工人的正義及尊嚴而奮鬥。這也是一場中國勞工為尋找新社會價值和態度、為建立中國的新經濟和政治體制而發起的鬥爭，其影響不僅限於中國本土和香港，當東、西方國家之間相互影響增強，其影響也包含整個世界。
1997年以前，香港不僅僅是旁觀者，也是中國勞工運動的一部份，位處亞洲中心的香港，也是亞洲區域的勞工運動的中心。香港勞工團體過往或多或少以「外人」的身份，在以歐洲和北美為主的消費者運動的背景下，研究跨國企業在中國的用工行為，從外部介入中國勞工運動。但近幾年，香港勞工團體已經與中國勞工發展成合作夥伴關係，直接參與基層勞工的「維權」（維護權利）運動，並推動法律和政策的改變。在這段與中國勞工建立團結的過程中，我們發展出一套組織－運動－倡導的策略方針。這種團結模式可以作為參考，推廣到亞洲地區的其他勞工社群中。本文將以我們的經驗觀點出發，回顧我們過往與中國勞工建立團結網絡的主要方法和策略。【按標題閱讀全文】
工會進入選舉政治：以香港經驗為例
職工盟以正面來看待我們在選舉政治上的參與，因它開啟一個平台去促進我們關於勞工權利、經濟正義及民主的議程。我們能同時運用我們的政治位置，支持我們屬會在工業行動或集體訴求上的抗爭。我們的成功是有限的，因為要在同一個組織中結合工會及政黨雙重角色是相當困難的。但在全球化的時代，勞工運動仍需要包含工會組織及政黨二者，為勞工階級推動他們的理想，在立法機關內、外同時代表勞工。這是促進一個更強大的運動之唯一方法，也是職工盟的遠程目標。【按標題閱讀全文】
在第四次開庭前夕，檢方跟辯方律師進行了若干協商，其中一項大致如下：如果梁暻圭、朴仁煥及尹一權三人願意對較輕的罪名認罪（未經許可的集會 unauthorized assembly，香港很多社運人士都被用這個罪名起訴過，大多罰錢了事），那檢方交換以撤銷對其餘11人的檢控，預計法官也會對這3人輕判了事。這項協商原本似乎是達成協議了，但在開庭時，檢方卻又提出對朴仁煥及尹一權兩人較嚴厲的檢控（非法集會unlawful assembly），甚至還有襲警等罪名。
於是， 12名絕食者中最年長的、也是運動資歷最高的民主勞總副理事長梁暻圭立刻表示，他不能放下兩位小老弟不管、必須跟他們同進退。既然檢方先違背承諾，在法庭上，梁暻圭、朴仁煥及尹一權三人口徑一致不予認罪。尤其當梁暻圭對法官說出 “I plea not guilty.” 時，旁聽席上響起如雷的聲援掌聲，這是對大哥的衷心讚許。據說，梁暻圭曾主動提議由他一人來交換撤銷其他13人的檢控，可是檢方不接受，檢方還想多咬幾個，真是搞不清楚狀況。【按標題閱讀全文】
發起這類行動的團體因為是NGO、非群眾組織，本身的工作人員不多，能動員的多半是從事同類議題的其他友會及青年學生，所以每次行動三、四十人就算很多了。抗議的場合多半是門市、總公司、展覽會等場合，因為人不多，不太會有直接衝突，頂多是跟公司人員有些叫罵。就我的觀察來看，媒體到場與否對他們來說並不是十分重要（一次不來、多搞幾次媒體就會來），大家還是很認真的喊口號、公開調查內容、向公眾喊話、當事人現身說法等，大家輪番上陣，搞個幾小時不是新鮮事，不像台灣的行動，作作樣子給記者拍一拍就準備閃人了。
這類行動主要是騷擾性質，把目標公司的名聲搞臭搞壞，或藉由同業間的壓力要當事公司盡快出面解決爭議，所以重點不在衝突，通常也不可能很快解決，所以重點在於死纏爛打，讓對方知道小鬼難纏。這類行動的濫觴大概是1990年代的toy campaign，1993年亞洲連續兩場玩具工廠的大火共燒死超過一百名年輕女工，都是發生在港資企業，從此香港團體每年玩具展時都到展覽場地（也就是此次WTO部長級會議的場地）鬧場，讓整個香港玩具業界都感受到壓力，光這件事就搞了好幾年。畢其功於一役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死纏爛打才是奧義之所在。【按標題閱讀全文】
天人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