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至5月，美國在太平洋上馬紹爾群島的比基尼及埃內韋塔克兩個環礁進行水下氫彈試爆，稱為「城堡行動」。其中3月1日第一次的Bravo試驗，破壞力是廣島原爆的一千倍，因為美方錯誤估算爆炸威力，致使輻射塵飄散的範圍遠大於預期，導致鄰近島嶼二萬餘居民與在附近海域作業的上百艘漁船，遭受嚴重的輻射污染。
當天正在附近海域作業的日本延繩釣捕鮪船第五福龍丸，來自靜岡縣燒津港，船上23名船員都遭受核污染，其中的無線電通信長久保山愛吉，在六個月之後去世，可說是「原爆」的另一名日本受害者。日本漁船上的漁獲也同樣遭到污染，至1954年底，共有856艘漁船的漁獲被檢驗出輻射超標，485.7噸的漁獲被丟棄，大量鮪魚被埋葬在東京築地魚市場附近的地下。事件傳出後，在日本引發一波反核運動的浪潮。【按標題閱讀全文】
《飛蛾撲火》這本書單數章的「蛾」，內容記述了在索迪斯的組織過程；偶數章的「火」，則是在研究蛾的演化之外，回顧美國工運的歷史，尤其是服裝業的女性勞工如何組織自身的努力，以及工會組織內部的路線爭鬥。於是這本書就是藉由「蛾」與「火」的不斷交織，索迪斯個案與工運大歷史間的不斷辯證，來呈現作者內心的焦慮、關懷與思考。
因而，《飛蛾撲火》這本書在運動上是紀實作品、回憶錄，在文學上卻像是懺情錄。黛西藉由回顧這段組織歷程，療養自身在與阿爾瑪的互動斷裂、工會內鬥分裂之後的創傷；她以第二人稱的方式，重塑模擬與阿爾瑪間的對話，不斷反思組織者在組織過程中的感受與抉擇。這本書彷彿是「浴火重生」之後的告白，其再次的「變性」過程，從而成為可以提供給其他組織者的養分動能。【按標題閱讀全文】
1907年1月，「友子同盟」頭人支持「至誠會」的訴求，向管理階層提出請願，但沒有成功。2月4日，礦工開始騷動，攻擊礦場辦公室及管理人員；6日，「至誠會」核心分子（有數人是社會黨黨員）被逮捕，卻引發更大規模的暴動，群眾縱火破壞設備，當地警察無法應付，甚至出動軍隊來鎮壓，最後總共逮捕六百多人，事件直到2月7日才平息。
雖然暴動後工會組織被破壞，但種子已經留下。1917年，日本出現「大日本鑛山勞働同盟會」、「全國坑夫組合」與「友愛會鑛山部」三個礦業的工會，並在1920年合併為「全日本鑛夫總聯合會」，是二戰前日本少見的產業別工會。在這期間，足尾一直都是礦工組織的重鎮，並持續發生勞動爭議。【按標題閱讀全文】
壽山是歷史悠久的石灰石產地，據清朝時期的資料，今鼓山三路有個舊地名叫做「灰窯庄」，代表當時已經有人採石灰岩燒製成灰；日本殖民統治初期，總督府採礦權申請書中，可以找到不少台灣人在壽山從事石灰石的開採，其後日本業者引進機器生產，現代化的水泥工業開始出現。
在壽山這個地區，後來最為有名的，即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淺野洋灰株式會社高雄工場」，二戰之後為國民政府接收，成為「台灣水泥公司高雄廠」。從淺野洋灰高雄工場到台泥高雄廠，這一個地方有勞動抗爭的歷史，也留下若干產業的文化資產；這篇文章的目的，即在於介紹這些勞動與產業文化記憶。【按標題閱讀全文】
在以往對抗「黨國體制」的過程中，「自主工運」間或有成立階級政黨、建立勞工自主政治勢力的呼聲，但在共敵國民黨逐漸失勢之後，「自主工運」卻未能凝聚政治公約數，「自主」意識被「認同」與現實利益所取代，各方團體反而是各自尋求與特定政黨合作、各自探索政治出路。此政治上的分散自然表現在社會經濟政策上的弱勢，可以預期類似勞基法修惡的戲碼，未來將持續不定期上演。
當民眾屢屢把「民主」當成台灣的顯著成就時，卻無法掩飾在所謂「民主」的表象之下，勞資關係卻從未解嚴、職場上的威權式管理依舊、勞動者權益缺乏明顯提升、實質勞動條件甚至倒退的事實：政治的壓迫在形式上解除了，經濟的壓迫卻從來沒有間斷。「自主工運」在組織與行動上如何回應這樣的局勢，雖可見若干新的嘗試，卻仍未見明朗前景。【按標題閱讀全文】
在台灣勞工團體倡議提高基本工資的過程中，除了基本工資是否符合本地社會及經濟發展現況外，另一常引起爭議的話題，就是外籍勞工是否適用台灣基本工資的議題，工商團體常要求「外勞與本勞基本工資脫鉤」。近年若干團體倡議制定《最低工資法》，勞動部一貫表示，經查國際勞工公約、國際貿易協定及國內外相關勞動法規，均禁止對外勞待遇有差別待遇的歧視行為，因此不論法令面或政策面，均不宜採行外籍勞工工資與最低工資「脫鉤」的做法。然而《最低工資法》一旦進入實質審查程序，外勞薪資與最低工資脫鉤的問題，勢必還會掀起爭議。【按標題閱讀全文】
有人說，台灣戰後從1980年代後期以來的勞工運動，總結起來大致可歸納為「要求落實勞基法」的運動。從最近幾年的工運情勢來看，的確是圍繞在勞基法修法的議題上打轉，再從這些年五一遊行的口號來看，雖然林林總總的訴求涵蓋相當全面，但最核心的議題，往往還是聚焦在最基本的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面向，然後再擴及勞動派遣、年金及集體勞動權等。
這相當程度也說明了，台灣勞工的組織率不高、集體協商不易進行，以致，相當大部分的勞工權益，還是得透過國家公權力的介入，制定並執行一個勞動基準，才得以使個體勞動者維持最起碼的勞動條件。但這個勞動基準卻因為屢次的修法，而益發使得基本勞動條件有許多「彈性」與破洞。在爭取勞動基準的完備與提高之外，台灣勞工如何提升組織率，發揮組織的動能以進行更有效的勞資集體協商，將會是台灣工會運動必須面對的課題。【按標題閱讀全文】
華航空服員罷工是台灣第一次由職業工會發動的罷工，與資方簽下的協議，並包含「禁搭便車條款」，意即在「外站津貼」的調升方面，會員與非會員之間應該要有區隔，不應該讓沒參加工會的人員搭便車空享權益。華航資方在罷工之後迅速屈服接受工會開出的訴求，但後續的落實狀況卻與工會的預期相差甚遠，勞資雙方進行不當勞動行為的裁決與相關行政訴訟，截至兩年後的當下，相關法律行動並未能實際保障工會幹部及會員的權益。在令人印象深刻的罷工之後，如何繼續展現工會動能維護勞權，將會是空服員工會必須面對的課題。【按標題閱讀全文】
勞工團體認為賴內閣只是在回應資方的要求，於是在南北兩地都發起大型的勞工遊行活動。但在此次抗議「勞基法改惡」的風潮中，最受人矚目的事件，都是由青年學生團體所發動，包括「過勞功德會」的「功德院正名」與「過勞大悲功德大法會」行動，以及12月23日勞工大遊行解散之後，由青年學生為主體，於當天夜間在台北街頭進行、長達兩小時的「沒有路線、隨機應變」遊行。【按標題閱讀全文】
2016年的《勞動基準法》「一例一休」修正案，其最大爭議之處與其說是「一例一休」，還不如說是「刪除七天國定假日」。勞工團體在修法期間發起許多抗議行動、包括絕食，青年學生團體在勞工議題中亦開始展現更積極的角色，他們將過去參與其他社會議題時會運用的行動模式，與勞動權益倡議結合起來，例如快閃行動、突襲佔領等。最終，《勞動基準法》的「一例一休」修正案，還是在執政黨的立委人數優勢下，於2016年12月6日三讀通過。【按標題閱讀全文】
天人之際 